文薰的民国日常: 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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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孕育一方文化。能出席今日会议的人,基本上出身于江浙地区,更是长于江浙,学于江浙,说来都是熟人。等郭滔带着文薰认一圈,霞章带着文薰走一圈,孟海白来了再带着文薰绕一圈,竟都认全了。

    今天钱碧莹也来了。她正与自己留学时的同学在一起,见了文薰,还招呼她过去给她介绍。

    那是来自同复旦大学教文学史的方莉秀女士,她的先生——在沪市外国语学院教英文作文的沈国昌先生且伴身旁。

    因为大家多少带点师生、流派、亲戚关系,黄舅父担心的那种情况并没有出现。毕竟协会中争取到的会员们,都是愿意为了国内的翻译事业而出力的,较为活跃的救国党。

    且翻译向来是一件耗心力之事,今日的群体中,更多的是年轻人。

    等到后来,文薰还从新来的记者堆里见着一位熟人。

    “文薰——”

    “宝瑶!”

    竟是被父亲带到沪市来寻求工作的钟宝瑶。

    她的装扮已和以前不一样,剪了齐耳短发,戴着咖色贝雷帽,却仍旧是穿着裤装的干练形象。她进入会议室时还有些愁眉苦脸,可谁能想到,她能在这里遇上故知呢?

    “你现在工作稳定了?是在哪家报社工作,你怎么也不告诉我?”

    “我……唉呀!”宝瑶欲言又止,警惕地观察了周围,才俯在文薰耳边小声告知,她现在待的这家报社偏文学性,平日里出去采访多偏民生,所以她早已经打算辞职。

    文薰握着她的手,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不过我肯定不会现在就走的,早知道你今天会来,”她十分后悔地端起自己胸前的相机,“我就换个好伙计了。”

    文薰歪了歪头,不解其意,“怎么说?”

    宝瑶道:“换台新家伙,把朗女士拍好看点呀。”

    她讲话诙谐逗趣,令文薰成功展颜。

    “不过说来咱们还是有缘。我已经看到了你的小说发表,也买了回去,正打算仔细阅读后写信去广陵,好生表达仰慕之情呢。”

    文薰拉了拉她,“那你快看,我已经是迫不及待等着你这位能手为我点评了。”

    等话说得差不多,文薰见霞章得了空,拉着宝瑶去见他。

    自是好一番叙旧。

    今日会议室的格局非常有意思。众多座椅被排布成一个圆形,圈了两排。座椅之间的距离交错开来,既留出过道,又不会让前一排的人挡住后一排人的视线。

    如此布局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座的学者们只需要微微转头,便能望见发言之人。

    至于其他的编辑和记者们,则坐在其外的四角之处,方便他们行走拍摄。

    直到上午9点,会长潘经纶先生站到座椅正中间的空地,伸手请诸位入座。

    文薰跟着郭滔坐在了他的左后方,右前方则是丁时隐。她的右手边是一位穿着薄针织衫,配八分细褶裙,来自临安大学的英语教师杨令梦,左手边是钱碧莹,再过去便是刚才见过的沈国昌。

    而莫霞章跟着一群国文先生坐在她的对面,和一位三十来岁,穿着浅绿色西装的国文教授纪同甲坐在第一排,他的另一边便是文薰的老师孟海白。

    江浙译者联盟由潘经纶、胥载、丁时稳、孟海白等学者共同创办,尤其后三位先生,说出去那是人人皆知的江浙学派的代表人物。

    译者联盟成立至今已有五年,其中吸取到的会员,不仅包括像莫霞章这类古文译今文的能手,还有各种日译、英译、俄译、法译、西班牙等语言的译者。

    闲话不多说。直接抛开形式问题,潘经纶示意旁边的助理可以开始做会议记录。

    “托诸位的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咱们江浙译者联盟去年下半年加今年上半年,一共翻译外文名著85本,外国诗歌187篇。”

    “今年咱们面对的问题较之去年比较严峻,种类也更多。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关于译本的选材问题。”

    文薰将牛皮笔记本平铺在大腿上,快笔写下“选材问题”几个大字。

    胥载开口,“我上个月去了一趟清华园,和北方地区的学者们也开了大概有一个星期的会。说来也算提前通知,咱们译者,称得上是思想与文化的搬运工,为了能够更进一步,是需要多做沟通的。什么时候抽出空来,咱们这群人,也去北边,和文学研究会的学者们交流学习一番。”

    他对上大家的视线,在小声地交头接耳之中又保守了一句,“当然,这只是提议,不是咱们今天主要讨论的问题。”

    他用更深沉的语气道:“细数咱们近些年的翻译历史,得诸君出力,有了很大的进步发展。然,还不够构建完整的体系。”

    “前些年,咱们寻求救国之路,看重思想,所以一时间什么进化论,民权论的哲思作品,得到了大范围的译制;后来经历了文学改良,咱们又引导了反传统、反专制、反封建的风潮。我今天又看到了一些新面孔,说来,文学界尚算欣欣向荣了。”

    “因为今年有北方文学研究会的前例在,咱们便先行讨论一番,他们讨论过的问题。”

    胥载略作停顿,将语速放得极慢,“对于如何翻译外国作品,大家怎么看?”

    有一位年轻男士举起了手,“承林先生,您这个问题提得未免过于广泛。”

    “别急。”胥载向旁边一望,立刻有助理从会议室的两边推出一块写满了粉笔字的黑板过来。

    胥先生考虑到今天出席的人员较多,不方便传阅,便提前请助手将他需要举例的报纸上的内容摘抄下来,写成合适的大字,供学者们阅看。

    “在今年3月的《文化新论》杂志上,汤博容先生提出,翻译作品不能只看那些具有永久文学价值的作品,我们可以适当的重视翻译功利经济价值。”

    胥载提到的这一句话,在黑板上有被红线标出。

    文薰的眼睛比耳朵动得要快,当她已经将那些文字看了一大段后,才反应过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那位逃到日本去的汤先生。

    胥载复述出这个观点后便不再发表意见,这是为了避免他的主观性太强,而影响到别人的思考。

    孟海白大概是咽炎犯了,说话前又清了清嗓子,“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阅读是存在文学积累基础门槛的。现在中国识字的人只占一小部分,而有研究精神的‘精’读书者,更是一小部分。就好比推行教育,你不能在小学时,便给学生们设立太难的课程,打击他们的学习热情。”

    丁时稳也点头:“先让大家喜欢上外文作品,这确实是没错的。”

    他二人作为在职教师,都是从教育家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所以便要带着功利性去翻译吗?”刚开始举手的那位灰色西装男士追问。

    胥载伸手请他,“席先生,不如站起来说话。”

    这位名为“席荣钧”的年轻学者是位自由撰稿家,并未在大学中有过任职。他拉了拉西装外套,一边单手将扣子扣上一边道:“翻译家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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