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女富商的秘密: 第189章 番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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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和圣公会人士来说,约克公爵的天主教信仰当然令人不安,可重新经历一次内战和弑君政治,更令人恐惧。

    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倒向国王。

    繁重的事务和长期紧绷的神经让洛克在那个夏天哮喘再度发作。薇薇安劝他去法国,哪怕只是避一避风头,把身体养好。

    洛克拒绝了。

    不久,沙夫茨伯里以叛国罪被捕。萨内特府遭到搜查,洛克放在那里的一部分手稿也被查获。

    幸运的是,那一年伦敦的大陪审团掌握在辉格党人手中,他们拒绝起诉沙夫茨伯里,伯爵得以脱身。

    可查理二世开始了布局。他先向伦敦城的特许状动手,重新审查城市自治权,改造市政结构,将辉格党人一点点从地方职位上赶出去。

    同时,他收敛了过去亲近天主教徒的姿态,把自己塑造成圣公会、君主制与秩序的保护者。

    政治争论的中心,就这样从詹姆斯会不会把英格兰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变成了辉格党是不是准备再次发动叛乱?

    次年,伦敦治安官选举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托利党最终胜出。

    沙夫茨伯里明白,当伦敦陪审团不再是他的盟友,下一次他被指控叛国罪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定罪了。

    十一月,沙夫茨伯里秘密离开英格兰,前往荷兰。次年一月,伯爵病逝于阿姆斯特丹,遗体被运回英格兰。

    二月,洛克和薇薇安一起去了多塞特郡的温伯恩,圣吉尔斯教堂参加葬礼。葬礼结束后,薇薇安在杰里米陪同下先回伦敦,洛克则留下来陪伴沙夫茨伯里伯爵夫人,直到四月才返回伦敦。薇薇安没有想到,那会是他们最后一小段安静的日子。

    六月,莱伊庄园阴谋败露。一些激进分子计划在查理二世和约克公爵从纽马克特返回伦敦时发动伏击刺杀他们。事情曝光以后,王室将刺杀计划、辉格党人的武装起义讨论,以及过去数年的排斥天主教运动捆在一起,开始了针对辉格党一派人的清算。

    薇薇安一直认为,那场审判其实是王室利用民众对内战和弑君的恐惧重新包装出来的政治叙事。但除了洛克,她无法对任何人表达她的观点。

    搜捕开始了。

    罗素勋爵在那个夏天被处死,西德尼也在同年稍后被处死。沙夫茨伯里集团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接一个消失。

    而洛克,长期担任沙夫茨伯里的亲信、顾问与秘书,也认识那些正在被审查的辉格党人,知道辉格党人的联络网。这种敏感时刻,一封信、一份手稿、一次见面,甚至某个急于保命的人的一句伪证,都可能成为叛国罪的证据。

    薇薇安不敢赌,她同时安排了法国和荷兰两条路线,终于,八月底,她送洛克去了荷兰。

    洛克本来还是不想走,可他在牛津的住所遭到搜查,手稿全部被销毁。这让他不得不走。

    洛克坚持要她一起走。 “你绝不能留下!”

    那是薇薇安第一次听见他用这样强硬的语气对她说话。

    她答应了,告诉他,他先走,自己处理完伦敦的事情,很快就去找他。

    她没有告诉洛克的是,他们两个人都被监视了。如果只有洛克自己离境,一个患有哮喘、身体不佳的学者去欧洲大陆休养,尚且可以解释。可如果薇薇安也跟着一起去,性质就变了。

    一个与沙夫茨伯里一派关系密切的政治人物,和一个拥有船只、海外代理人、资金与商业网络的女商人同时离开英格兰,影响太大,港口、驿站和主要航线都会立刻收到消息,可能会连累洛克也走不出去。

    她必须留下。

    只有她留下,才能证明洛克只是暂时离开。

    更何况,她在英格兰还有更多牵挂。

    这一次比几年前那场调查严重得多。罗素勋爵不止一次光顾过莉斯的酒馆,琼的天鹅酒馆也曾是他们交换消息的地方。杰里米替她送过重要信件。商业账目中,更有向辉格党人提供的借款、住宿与资金往来。这些人没有谁经得起追查。薇薇安不可能自己离开,把烂摊子和危险扔给别人。

    所以,当她告诉洛克“我很快就来”的时候,她其实知道——

    自己又要食言了。

    果然。

    洛克离开不久,她被枢密院传召,王室向她和莉斯送达特别命令,要求她们提供担保,保证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离境。港口代理人也送来了消息。她们的名字、身份,外貌描述,都送到了海关官员手里。

    这比当初被起诉更糟糕。被起诉,至少有罪名,有审判,就还有证明自己无罪的可能。

    可这一次,薇薇安没有被起诉,也就没有申诉的机会。王室只需要一个“国家安全”的理由,就足以将她留在英格兰。

    第二年年初,情况继续恶化。海关开始反复扣查她的货物,伦敦的仓库遭到搜查,雇员、代理人,一个接一个受到询问。

    薇薇安终于明白,和这一次比,之前仅仅是轻微的警告,王室如果一心针对谁,经过多少生意包装,她的名字依然会被查到。眼下政府这么折腾去的不起诉,只是想让她变得可控。

    一个拥有海外商业网络、有能力转移大量资金、与政治流亡者关系密切,又没有丈夫约束的独立女人,本身就是一种危险。

    洛克在荷兰听说了她的处境,让西尔寄来了一封信,信里,洛克提出终止他们的婚姻契约,并建议她嫁人。

    薇薇安读完那封信,没有悲伤,甚至都没感到意外。

    她太了解洛克了。

    当初看到契约里的终止条款时,她还笑过洛克,觉得他想得太多,什么死亡、危险、自由受到威胁,一方无法继续履行协议……

    现在想来,是她想得太少了。现实远比他们写进契约里的任何一种可能都更荒诞,也更残酷。

    薇薇安知道洛克为什么让她嫁人。

    婚姻不能洗掉她与辉格党的关系,可丈夫却能为她提供担保。那套她无比憎恶的制度:妻子的法律身份被纳入丈夫之下,此刻却能给她最有用的保护。

    因为在王室眼中,她的结婚意味着:她不再是一个独立、不受任何男人控制的行动者。只要有人愿意承担“控制她”的责任,政府就可以稍微放心一些。

    荒谬。

    她花了那么多年才独立地拥有财产,能决定自己的生活。到了最后,这些却变成了她的罪名。

    托马斯·赫伯特这个时候向她提出了婚姻。他们在法国旅行时认识,回到英国以后也一直保持联系。

    赫伯特刚刚继承彭布罗克伯爵爵位,他甚至没用爱情来包装自己的提议。

    “如果你成为彭布罗克伯爵夫人,”他在信里说,“你的商业、财产和政治关系都会成为彭布罗克家族需要负责的事情。我可以替你解除禁令。”

    薇薇安不知道这个提议里有多少是赫伯特自己的意思,又有多少来自远在荷兰的洛克。

    可她还是拒绝了。

    她不怀疑赫伯特的诚意,赫伯特也的确能给她提供保护。但代价是她无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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