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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钢笔文学www.jiugangbi.com提供的《穿到六零边疆当校长》 150-160(第12/26页)
“谢谢。”她轻声说。
“快上去吧，外面凉。”陈远疆看了看招待所的窗户，不少已经熄了灯，“明天还要开会。”
“你呢？回哪儿？”
“有住处，不远。”他含糊地说，显然涉及纪律不便多言。
舒染不再多问，点点头：“你也注意休息，别太拼。”
“好。”陈远疆应着，却站着没动，目光依旧胶着在她脸上，像是看不够。
舒染被他看得脸颊微热，转身要走，又停住，回头飞快地说了一句：“陈远疆，见到你，我很高兴。”说完，也不等他反应，抱着油纸包快步走向楼门。
陈远疆站在原地，望着她消失在门后的背影，良久，抬手摸了摸刚才被她指尖抚过的眉心，那里似乎还残留着一点温软的触感。
舒染进了楼门。值班的工作人员还在打盹。她轻手轻脚地上楼，回到房间。
林静还没睡，听到她进来，翻了个身：“回来了？”
“嗯。”舒染把点心放在桌上，脱了外套。
“没事吧？”林静问。
“没事，就说了几句话。”舒染说，躺回床上。
房间重归安静。舒染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他来了。她很温暖，但也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和怅惘。
他的说辞好像是这次调来首都，归期未定。而她，会议结束后就要回边疆。两人之间的距离，不仅仅是几千公里的距离，更是人生轨迹可能的分岔。
她翻了个身，强迫自己不再想。明天还有重要的发言，不能分心。
第二天早晨，舒染醒得比平时早。她洗漱完，打开陈远疆给的点心包。枣泥糕用油纸包得整整齐齐，一共四块。茶叶香味扑鼻。
她泡了一杯茶，在林静的桌子上放了一块枣泥糕，随后吃了一块枣泥糕。味道不错，甜而不腻。林静也醒了，闻到茶香：“哟，这茶不错啊。”
“朋友给的。”舒染说，“快来尝尝。”
“不用不用，你留着喝。”林静摆摆手，但眼神里带着笑，“昨晚那位朋友？”
舒染笑了笑，没否认。
早饭时，小赵注意到舒染精神不错：“舒染同志，昨晚休息得好？”
“挺好。”舒染说。
上午九点，全体大会继续。今天的主要议程是代表发言交流。主席台上坐满了领导，台下座无虚席。
主持人宣布发言开始。第一位发言的是东北某工业城市的教育局长，介绍他们如何利用工厂资源开展职工教育和子弟学校建设。
第二位是华东某省的代表，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理论水平很高，发言中引经据典，提出了不少关于教育改革的前沿观点。舒染听得很认真，有些观点确实有启发性，但她也感觉到，这些观点与边疆的现实距离较远。
第三位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介绍双语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的经验。案例很丰富。
不知过去了几个发言人，终于轮到了舒染。
主持人介绍：“下面，请边疆代表、兵团基层教育工作者舒染同志发言，她发言的题目是《边疆基层扫盲与基础教育的探索与实践——火种模式的初步总结》。”
舒染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她能感觉到全场的目光聚焦在她身上。她走上讲台，调整了一下麦克风高度。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同志们好。”她的声音通过音响传遍会场，“我来自边疆基层，今天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边疆特殊环境下开展扫盲和基础教育的一些探索，我们称之为‘火种模式’……”
她开始发言。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空洞的口号，她就像在边疆向连队领导汇报工作一样讲述那些具体的人和事：如何在条件极端简陋的情况下创办启明小学；如何挨家挨户动员孩子入学；如何克服牧区语言文化障碍；如何培养本地种子教师；如何把教学与生产生活实际结合；如何通过实用激励维持教学热情……
她讲到了石头、阿迪力、王大姐、李秀兰，讲到了那些用石灰块写字、用羊腿骨削笔烧制、在土坯凳子上课的孩子们。她讲了成功，也讲了失败；讲了经验，也讲了教训；讲了成绩，也讲了依然存在的困难。
她的发言没有刻意渲染艰苦，但那些具体的细节——漏雨的工具棚、要走几公里挑水的宿舍、用废纸背面写作业的孩子……这本身就勾勒出了边疆基层的真实图景。
会场里许多人都动容了。
发言持续了二十五分钟。结束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她回到座位。小赵激动得脸都红了，低声说：“舒染同志，讲得太好了！”
舒染笑了笑，没说话。
发言环节结束后，是自由提问。有几个代表举手，问题多集中在“火种模式”的具体操作细节上，舒染一一回答，条理清晰。
然后，一位坐在前排、学者模样的老同志举手。主持人把话筒递给他。
“舒染同志，你的发言很生动，做法也很务实。”老同志声音洪亮，“但我有一个问题。你强调‘生存教育先行’，强调教育的实用性，这很好。但我想问，在这种高度实用主义导向的教育模式下，会不会导致教育过于功利化、碎片化，缺乏对精神世界和文化底蕴的塑造？”
会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舒染。
舒染平静地回答道：“感谢这位前辈的提问。您的问题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在实践中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她语气诚恳，“首先，我想说明，‘生存教育先行’不是否定教育的育人功能，而是基于边疆基层现实条件的一种路径选择。”
她顿了顿，继续：“在边疆，许多群众，无论是职工还是牧民，他们的首要需求是生存。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讲宏大的道理、系统的知识，他们听不懂，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学。结果可能是，他们根本不会走进教室。”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先通过解决这些最实际的生存问题，让群众感受到教育愿意学习，愿意让孩子学习。当群众有了最基本的文化基础，当他们从教育中获得了好处，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入更丰富的内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团结、科学常识、文化传统等等。”
她举了阿迪力的例子，随后看着那位老同志：“我们认为，教育必须建立在受教育者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基础上。在条件艰苦的地区，这个基础就是生存教育。先让人活下来、活得好，再让人活出高度、活出境界——这可能是一种更人本的路径。”
“至于会不会导致功利化、碎片化，”舒染继续说，“这取决于教育者是否有系统思维和长远眼光。我们在培养教师时，就强调他们不仅要教实用技能，还要有意识地把文化传承、价值引导融入日常教学。同时，我们也在探索如何建立从扫盲到基础教育的衔接机制，让那些有潜力的孩子能够继续学习更系统的知识。这确实很难，但我们在努力。”
她讲完了。会场安静了几秒，然后响起了掌声。那位提问的老同志也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提问环节继续，又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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