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到六零边疆当校长: 14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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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更多的细节。原主和廖承到底有过多少交集?除了那几封被退回的信,还有哪些?联谊会上聊过什么?共同认识哪些人?

    记忆像蒙着雾,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原主当年确实没把廖承的追求当回事——家境优越、容貌出众的少女,身边从不缺献殷勤的人。廖承太温和,太含蓄,不够热烈,不够浪漫。

    所以那些记忆很淡,淡到舒染穿过来这几年,几乎没想起来过这个人,除了上海老家写来的那封信。

    可现在,她得在廖承面前扮演好原主的角色,曾经拒绝过他的娇气又有点骄傲的姑娘,如今在边疆磨砺了几年的女教师。

    不能太生疏,会显得刻意;不能太熟稔,她根本不了解现在的廖承;更不能露出破绽,让人怀疑她不是原来的舒染。

    舒染揉了揉眉心,把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压回去。现在重要的是明天的工作汇报。廖承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遴选小组的组长,决定着她能不能站上全国会议的讲台。

    她得好好想想,怎么在一个留学归来、眼光高的部里干部面前表现良好又能不露马脚。

    下班前,王娟神神秘秘地凑过来:“舒姐,我打听到了。”

    “什么?”

    “那个廖组长的事。”王娟压低声音,“听说他这次主动要求带队来边疆遴选,部里本来安排他去沿海调研的。”

    舒染整理文件的手没停:“哦?”

    “还有啊,”王娟声音更小了,“听说他未婚。”

    舒染抬起头,揶揄地问:“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我这不是……”王娟脸一红,“替舒姐你多了解了解情况嘛。”

    “行了,”舒染拍拍她肩膀,“好好准备材料。明天工作组来了,可别出岔子。”

    “知道啦。”

    晚上回到宿舍,张雅琴煮了一锅白菜豆腐汤,叫舒染和刘惠一起吃。

    三个人围着炉子,碗里的汤冒着热气。

    刘惠扒拉了两口饭,忽然说:“小舒,我听说那个廖组长,跟你还是同乡?”

    舒染夹了块豆腐:“算是吧,都是上海人。”

    “那可巧了。”刘惠眼睛亮了亮,“同乡好说话。明天汇报的时候,你提一句,拉近拉近距离。”

    舒染摇头:“不合适。这是正式工作汇报,扯私人关系反而不好。”

    张雅琴点头:“小舒说得对。这时候越要公事公办,越显得你底气足。”

    “也是。”刘惠叹了口气,“我就是替你着急。这次机会太难得了,要是选上了,去首都开会,那以后……”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舒染喝完最后一口汤,把碗放下,“我现在就想把明天的汇报做好。”

    第二天早上八点,舒染就到了办公室。

    她把材料最后检查一遍,发言稿又默读了一次。八点半,周书记和韩局长带着局里几个领导下楼去迎接工作组。

    舒染留在办公室等着。

    王娟坐立不安,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整理自己的衣领。“舒姐,你紧张吗?”

    “有点。”舒染实话实说。

    “我可紧张死了。”王娟搓着手,“听说这位廖组长特别严肃,上次去别的省,把一个汇报的领导问得哑口无言。”

    “我们准备充分,不怕问。”舒染说着,倒了杯热水慢慢喝。

    九点过十分,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

    王娟立刻站起来。舒染也放下杯子,理了理衣服下摆。

    门被推开,周书记先进来,脸上带着笑:“廖组长,这就是我们教育指导小组的办公室,条件简陋了些。”

    一个身影跟着进来。

    廖承今天穿的是深灰色中山装,呢子面料,笔挺干净。他比照片上看起来高一些,肩背挺直,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进门后,他的目光在办公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舒染身上。

    “这位就是舒染同志。”周书记介绍道。

    舒染走上前两步,伸出手:“廖组长,您好。”

    廖承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稳。“舒染同志,你好。”他的普通话很标准,“好久不见。”

    这话说得自然,却让舒染心里一紧。她维持着笑容:“是啊,好多年了。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您。”

    “我也没想到。”廖承松开手,镜片后的眼睛看着她,“你变化很大。”

    “边疆的风沙磨人。”舒染半开玩笑地说,侧身让开,“您请坐。”

    工作组一共来了五个人,除了廖承,还有两个干部,一个陪同人员,一个记录员。办公室一下子显得拥挤起来。

    廖承在舒染对面的椅子坐下,接过王娟递来的茶缸,道了声谢。他没有立刻谈工作,而是问:“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很平常的寒暄,但舒染听出了试探的意味。

    “挺好的。”她选择最稳妥的回答,“在基层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听说了。”廖承点点头,“你的事迹传得很远。”

    舒染笑了笑,没接话。她不知道原主在这种场合会怎么回应——是矜持地谦虚,还是大方地接受夸奖?

    好在周书记适时插话:“廖组长,要不我们先听舒染同志汇报?”

    “好。”廖承从公文包里拿出笔记本和钢笔,“舒染同志,请。”

    舒染翻开材料,开始汇报。

    她讲了四十分钟。廖承听得很认真,不时记录。他提问的问题都很精准,但舒染注意到,他的目光时不时会在她脸上停留,像是在比对什么。

    汇报到一半时,廖承忽然问:“舒染同志,你在手册里提到因地制宜的教学方法,这个思路是怎么形成的?”

    舒染心里快速盘算。这是工作问题,但可能也是个人观察。她回答:“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照搬内地的教材和方法行不通。孩子们要帮家里干活,家长觉得认字没用,我们就得想办法让他们看到用处。”

    “所以从认工分、认票证开始?”

    “对。先解决眼前的困难,他们才愿意继续学。”

    廖承点了点头,笔尖在笔记本上顿了顿,又写了几行字。他抬起头时,忽然说:“我记得你以前不喜欢算术,说数字太枯燥。”

    舒染后背瞬间绷紧。

    她该怎么回应?承认?否认?还是模糊处理?

    她选择微笑:“人是会变的。在边疆,算术能帮孩子算清家里的工分,能帮妇女看懂供销社的账目,它就不再枯燥了。”

    廖承看着她,眼神深了些:“是啊,人是会变的。”

    这句话说得轻,舒染却听出了弦外之音。

    她必须更小心。

    汇报结束时,已经快十一点了。

    廖承合上笔记本:“你做的工作很扎实。比我想象的还要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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