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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钢笔文学www.jiugangbi.com提供的《穿到宋朝做明星法医》 180-190(第11/15页)
是熙宁新政最强大的支持者与推进者，他高坐明堂耳目受限，只能听到改革带来的利却看不到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弊，一心以为新法的推进真的让大宋百姓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
结果却在《流民图》中看到了人间地狱。他深感震撼，为之动容流泪，寝食不宁。对自己一直坚信的“变法”事业，第一次产生了动摇和怀疑。
太后与保守派趁此机会再次发起总攻，上书控诉王安石“变乱天下，民不聊生”，一时间弹劾王安石的奏疏堆积如山。
在天灾、民怨、朝前、后宫的四重压力之下，心力交瘁的王安石向皇帝请求辞去宰相之职，赵顼在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之后，最终批准了他的辞呈，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贬去出任江宁府。
王安石虽然离京，但变法并未停止，接任他的宰相韩绛、吕惠卿继续推行新政。但此时的朝堂之上，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已经从“政策辩论”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清算”，双方都在寻找机会，攻击对方的“黑料”。
而正在熙河开边酣战的大将王韶，他的崛起与王安石的变法密切相关。
05
王韶的“熙河开边”计划最初并不被朝廷接受，他屡次上书，又屡次被退回。很多朝臣认为他“贪功好战”、“扰边不智”。是王安石注意到了他，认为他的建议符合“富国强兵”新法的精神，于是力荐他。
王安石支持他开边，是新法推行的一个“样板”——既能增加边地屯田，又能防御西夏。
王韶是边地人，自小在甘肃一带长大，对当地地理、羌人、党项人等风俗十分熟悉。属于“脚踩泥地”的实干型人物。
从1067年到1073年，王韶带着他的大军一路挺进，不仅收复熙河失地，更使得北宋国境西延数百里，控制了青藏高原东北门户。
仅从朝政而言，王韶对赵宋王朝功不可没。
但王安石的罢相使得王韶在朝中的“靠山”不稳。保守派官员不断弹劾他“好大喜功”、“糜费国帑”。曾经被捧得多高，现在就被骂的多惨。
保守派骂他是边地屠夫，因为他修的寨多半建在羌人旧村上，战事过后，那些村庄常常血流成河。可王韶不在意——他知道朝廷只看疆域，不问血色。
尤其他出身寒微，不守常规，说话耿直，最是书斋官员看不上的“野路子”，视他为“好战之徒”、“乱政之人”。
宋军内部，也出现了将领之间的矛盾和权力斗争。河湟地区吐蕃各部趁机联合反抗。以木征为首的吐蕃残余势力，与西夏勾结，不断对宋军的新占领区进行袭扰。
战局从“闪电战”，变成了漫长的而残酷的“拉锯战”。
作者有话说:
再次感谢各位的追读、投雷、浇灌、评论！
第188章 西湖美景三月天，治蝗达人苏子瞻
01
朝堂的剧变影响着体系内的每一个人, 尤其身居核心位置的重要岗位。
傅濂这只老狐狸，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更加隐藏自己，不但夹紧自己的尾巴, 也收了宋连的锋芒。
这些年宋连在他麾下办了不计其数的大案要案，工资也没涨过几次，休假也没兑现几回，趁着这个机会, 傅濂赶紧给宋连放了个长假, 打发他离开汴京，想去哪去哪，总之就是不要在皇宫面前晃悠，免得官家哪天又突然想起了他这个人物。
这种时候, 不被老总惦记才是安全的。
于是宋连在早春三月气温回暖的好时节, 南下杭州, 去找他的好homie苏轼了。
考虑到江南游玩需要钱财傍身, 宋连软磨硬泡拉上了李士卿，有钱袋子才有游玩的底气嘛。
此时的苏子瞻，正处在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中。
几年前他因为反对熙宁新法, 自觉在京城无法立足, 主动请求外放。赵顼倒是给他安排了一个不错的岗位：去杭州做通判。
杭州通判是个比较清闲的副职, 没有繁重的公务压力。爱好玩耍的苏轼可以尽情摸鱼，游山玩水，还将杭州当做“驿站”, 接待各方路过的好友, 与他们诗酒唱和, 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样的千古名句。
不过这并不代表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什么都没做。
他深入基层, 参与了水利建设工作，并迎来了老友沈括的莅临视察。
俩人针对水利建设交换了许多宝贵经验，剩下的时间就是吟诗作赋游山玩水。沈括对苏轼的诗词十分喜爱，还向他索要了最新的诗作手稿，抄录学习。苏轼也十分豪爽，不管是已更新发布的还是压箱底的存稿，统统翻出来给沈括看。
没有友人来访的时候，他也没闲着，年三十还在单位加班。他针对新法弊端不停上书朝廷，为百姓减免了许多繁重赋税；同时，尽管他自己是个十足的“反对派”，但他也看到了新法的一些可取之处。并公正、客观地对这些措施积极推进。
宋连和李士卿到达杭州的时候，他刚完成了一次十分成功的“治理蝗灾”攻坚战。
02
烟雨濛濛的西湖中心，三人坐在一艘小船上，喝着龙井清茶，吃着西湖的莼菜羹，苏轼说起了这次抗灾过程。
“这次赈灾，其实还有宋检法的功劳！”
这倒是让宋连十分惊讶：“还有我的事呢？”
“正是，”苏轼饮茶一口，说：“多亏你我同在开封府共事那些日子，旁观你检验尸体勘察现场，学到了‘卵、蝻、成虫’的生命周期啊！”
这个对宋连来说属于常识的知识点，在当时却是一种认知的突破。
当时，蝗虫因为巨大的破坏力和“凭空出现”的特性，常被认为是“天降神罚”、“上天示警”的预兆。老百姓面对蝗灾的第一反应不是灭虫，而是祭祀、拜神。
而地方官僚还未掌握治理蝗灾的要领，为了推卸自己救灾不力的责任，也乐于将蝗灾归咎于天意，他们甚至下令禁止捕蝗，以免“逆天而行”。
而这一次，他们遇到了蝗虫的劲敌——苏轼。
他做的第一步，就是发挥他的文笔优势，写了一篇战斗檄文《捕蝗文》，并在杭州城内外到处张贴。文章深刻领会并发扬了从宋连那里学到的科学精神，科普了蝗虫不过是一种虫子，有它的生长周期，之所以成灾，是因为“亢阳为孽”（天气太干旱了），并非什么鬼神作祟！
他告诉百姓：“天灾犹可救，人祸不可活！ 与其坐等神明，不如奋起自救！”并附上详细的灭虫教程。
为了调动百姓积极性，他向知府建议并最终得来批准，由官府出钱，论斤向百姓收购他们捕获的蝗虫！仅此一招，瞬间就将一场“宗教难题”变成了一个“经济问题”。在金钱的激励下，百姓们不再害怕什么“蝗神”了，纷纷拿起工具，加入了捕蝗大军。
他还招募了大量的灾民，组成专业的“捕蝗队”，由官府发给工钱。既灭了蝗，又救济了灾民。
为了打消一部分人对“蝗神降灾”的恐惧，他带着几个衙役，跑到田间地头，第一个动手捕捉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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